“假如一个人活到弥留之际还不清楚自己是谁，还要靠外在的评价确认自己，做赞美者赞美的奴隶，做诋毁者诋毁的奴隶，不是非常可怜而又可悲的么？”
约二年前（2016年6月25日），著名的杂文家，《求是》杂志副主编朱铁志先生在单位地下车库自缢身亡，以此对抗癌症的巨大痛苦。
而开头的这句话，就是其遗书中的一段文字。朱铁志先生说，“别人怎样想是别人的事，我决不想做这样可怜的人。”
朱先生说自己虽名叫铁志，其实没那么坚强。但在我看来，朱先生还是很坚强的人，看淡人生与笑面死亡，这得需要多大的坚强？
之所以想起朱先生，是因为中国互联网业界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中美贸易战纷纷扰扰，然后又是中兴芯片门事件，竟至发展到网络曝出2016年联想集团在一个国际的5G标准大会上投票门的事件。
投票门事件在中美贸易战、制裁中兴背景下被演变成为了“卖国”行为，引起舆论的文章是一篇知乎上的《5G标准投票，联想长码投给高通，短码弃权不投华为》，
事件的前奏是事情。这个事情本身不仅专业，而且一波三折。联想在3GPP会议（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全球影响最大的通讯标准化机构，成立于1998年12月）上，在当年的5G技术未来标准规范的三次86次（未参加）、86B次、87次会议中，联想及摩托罗拉支持了数据信道短码上的高通LDPC编码方案，在控制信道上支持华为的Polar编码方案。
当然，对于这一会议实情的还原，我是参考了经济观察报《还原5G投票门背后：联想究竟遭遇了什么》（链接）一文，相较于更晚起步的中国通讯业务，不管如何，华为取得标准之一，实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
如今的网路，可以说是天天让人大开眼界，信息获取得越容易，事实就变化得越快。只所以要锁定事实，是因为我们正变得越来越不重视事实本身，而是忙着下结论。
锁定事实，实际上还要锁定事实发生的场景。2016年的时候，全球化正席卷地球，中国实际上正是在这波全球化的浪潮中获益良多。而对于联想的投票，可以很理性地判定为“商业行为”。
之所以会变成与“爱国”相关，是因为正在发生的“美国中心”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是正在发生的中美贸易战强硬“喊话”的时候。
但是，联想的反应确实让我有点“诧异”：在5月6日爆出网络言论时，联想保持了沉默，直至5月11日方转发了华为官微的“感谢信”，即“感谢联想集团及其旗下的摩托罗拉移动在3GPP举办的有关5G标准的表决会议上投票支持Polar码方案”。
事情演变成为事件的时间是5月16日。
柳传志先生联合另两位高管杨元庆和朱立南的内部信，阵势之强大，前所未有；而其内容之“危急”，亦是前所未有，《行动起来，誓死打赢联想荣誉保卫战》，“很显然，这不是一个吃瓜群众不明就里，随风起讧的问题。这是真正有策划有布置，动机极为恶劣的阴谋。”
这样的内部信不仅仅在联想大厦外大屏幕上滚动播出，更是调动了数十位互联网一线创业家在网路上的“支持表态”。
这个事件迅速被放大了，联想第一次霸屏达两周之久，而且，这个“危机”似乎仍未结束，深扒联想旧事及莫须有的事情，仍在不断或即将出笼。
循例，我和同事们开会探讨了这个事件，我们并不想探讨联想“危机公关”做得如何，更希望探索真相，更希望探讨柳传志先生的“雷霆之怒”背后的动机。
按照常规，如果真的有商业竞争的因素，相信联想早已公布“恶意攻击方”，很可惜，这么长时间过去，却没看到这样的表态，莫须有的“阴谋”依然在随风飘荡。
在分析了各种因素之后，我们认为，联想的投票门事件，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吃瓜群众的“好事之举”，阴谋只是联想的一个镜像。
那么，柳传志先生是在对着空气发起了“宣战”么？
可能事实最终会如此，联想确实在打空气战，并因为这个空气，将一个原本“各领风骚两三天”的网络话题最终反弹成了一个危机。
我曾经有幸采访过柳先生数次，他是中国最早一批举起民族企业大旗的旗手之一，他所创办的联想，亦曾数次进入全球五百强企业；联想的PC业务，亦曾多次蝉联世界第一的桂冠；他甚至直接或间接，支持了更多后来者的创业与成功。柳先生，不管从任何角度，他都是一个时代的弄潮儿，一个时代的符号。
当然，他必是我所尊敬的人。不管联想是否还有昔日的雄风，亦不管它是一家贸工技的公司与否，更不用说他曾经将中外PC品牌在中国的市场由三七开变成七三开，柳老于这个时代，于我们的国家，都曾经做出了相当的贡献。
但为何？针对一个标准“罗生门”的探讨，会引起柳老如此高的重视，并做出如此严厉语气的决策呢？
“任何行为的背后，都是其心理的折射”，这不是我的话，这是心理学家拉康的理论。
按照这一理论，柳老对此事的“过激反应”，折射出来的不过是其内心的惶恐，这个惶恐，就是事涉“爱国”、“卖国”的问题。
看似维护联想集团的商誉，实际上是维护一个创业家自身的“羽毛”，以70多岁的高龄，柳老不希望自己背上这样一个罪名。
实际上，何止是柳老，中国的企业家群像，哪个不怕背上这样一个罪名？观照近一年来的万达事件、复星事件、海航事件，莫不如是，都在舆论上有“民族之罪”的影子。
如若再往历史上靠一靠，助筑都城、犒劳三军的沈万三，十三行之首伍秉鉴，红顶商人之胡雪岩，哪一个不是，若是当时身便死，千古忠侫有谁知？
大汉民族的一统性，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都让我们的民族更加团结，但亦更加具备民族性，如最近的鸿茅药酒、暴走漫画，无不事关民族民心；反之，卖国罪不叫卖国罪，它叫卖国贼。
老而不死，是为贼！说的是老而无德者，这是严重的判断，柳老为此而盛怒，可以理解，因怒而急，因急而乱，因乱而生变。
“士临利害之际而不失故常者，鲜矣。”即便如柳老一般优秀，我们看到了仍然是企业家的心中之贼，看到的是“除山中之贼易，除心中之贼难”。
这个贼，就是对“爱国”这一至高之品德，亦是“卖国”这一至高之无德的惶恐。
但企业界特别是民营企业界的这种惶恐，实在让我们惶恐。这种条件反射式的惶恐，终将进入联想的企业史，而柳老的冲冠一怒，显然并不是一个加分项。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实际上，柳老完全可以参考朱铁志先生的话，“我的生平早已用我的行动写在我生命轨迹上，用我的文字写在我的作品里。‘荣’不因外在材料而多一分，‘辱’不因外在评价而少一毫。”
举重若轻，一笑而过。可惜，事实，与此相反。
朱铁志先生的自杀，是因为他知道，“有些癌症之所以叫做癌症，是因为现代医学暂时还拿它束手无策。”
何况，今天的联想并未到“癌症”的阶段，柳老实在不必心慌，在这样一个“罗生门”式的事件上，来个四进四出。
毕竟，之前的三出联想，皆是联想面临的“生死存亡之秋”。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的中国，营商环境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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