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消息称阿里巴巴、拼多多、美团等互联网巨头将退出社区团购业务。不少人都信以为真，但很快大厂们纷纷站出来辟谣，“这消息没头没尾的”。
在当下这个节点——前有哈罗被爆出放弃社区团购探索新模式，后有《人民日报》评社区团购：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更令人心潮澎湃。这些“谣言”的传出也确实应景。
社区团购在疫情期间满足了大多数人购物需求，一跃成为资本的宠儿。因此尽管外界不少批评的声音，但这笔被巨头给予厚望的“大生意”显然不会匆匆结束。
事实上，在2020年，受到疫情这一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除了社区团购外，互联网医疗、在线教育、在线办公等行业都开始活跃起来，“宅经济”成为重要的经济发展模式。
纵观这些行业，社区团购在下半年大放异彩，成为资本的风暴眼;在线教育频频出圈，营销大战打得火热;在线办公从一开始号称颠覆传统办公模式，到如今随着疫情恢复而声量渐弱。反观互联网医疗，显得相对沉寂，但看似风平浪静的表面下，巨头们已在悄悄发力。
几天前，京东健康正式登陆港交所拿下3000多亿的市值，一定程度上，将加速巨头对互联网医疗的布局。
01 疫情为节点的突破口
和社区团购类似，互联网医疗这股风在疫情之前也曾刮过。
互联网医疗，并非仅仅限于网上问诊，其包括了以互联网为载体和技术手段的健康教育、医疗信息查询、电子健康档案、疾病风险评估、在线疾病咨询、电子处方、远程会诊、及远程治疗和康复等多种形式的健康医疗服务。
因为与互联网挂钩，很大程度上也使互联网医疗“历史悠久”，其发展最早能够追溯到20年之前——2000年，当时在读研究生的李天天认为中国医学院校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对计算机感到陌生，在互联网中查到相应的信息十分困难，于是就萌生了建立专业检索网站的念头，以此向大家传授检索方法和技巧、普及医疗知识共享，而后网站于2000年7月23日诞生。
这个网站就是丁香园的前身。
随后，2006年，王航离开奇虎，创立“好大夫在线”;2010年，廖杰远进入互联网医疗行业，创办了“挂号网”(微医集团的前身);2011年11月，张锐推出“掌上春雨”(春雨医生前身);同样在2011年，京东和九州通合资成立“京东好药师”，开始试水医药电商领域。
但在当时这些小打小闹并没有引起资本的注意，直到2014年，在“互联网+一切”的风口下，互联网医疗备受资本追捧。短短一年，互联网医疗公司数量扩张到5000家，融资总额接近2000亿，2014年也被称为“互联网医疗元年”。
同年，互联网巨头阿里试水互联网医疗。2014年1月，阿里巴巴联手云锋基金，对中信21世纪进行总额1.7亿美元的战略投资，收购后者54.3%的股份。随后中信21世纪发布公告，正式改名为“阿里健康”。当年马云还提出了著名的双H战略：Happiness & Health，并放出豪言：未来医院颠覆传统就诊模式。
也是在那年，9月份腾讯以7000万美元投资丁香园，10月又以1亿美元领投挂号网。
到了2015年，平安好医生横空出世，上线后仅用了三年便在港股上市。而在平安好医生上市那年，百度爆出魏泽西事件，舆论对于虚假医疗广告深恶痛绝，百度最终裁撤医疗事业部。同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叫停了第三方平台药品网上零售试点，网上售药监管持续收紧。
种种因素叠加下，互联网医疗遇冷。直到2020年的一场公共卫生事件，互联网医疗才重新焕发了活力。
疫情初期，丁香医生为网民提供疫情实时动态可视化服务，成为大多网民参考疫情信息的页面。此外，互联网医疗凭借其特有的优势满足了疫情期间工作的需求，也因为其价值在疫情期间的完美体现，国家卫健委在3日内接连两次印发有关利用好互联网医疗资源的通知。
一时之间，互联网医疗似乎重新“活”了起来，引来无数巨头的追捧。
字节率先发力，今年5月，字节跳动以数亿元对价完成对百科名医的全资收购。9月，字节完成对医疗健康业务的首次品牌确认，推出独立品牌“小荷医疗”。
拼多多、美团紧跟脚步。今年8月，拼多多成立多多健康科技(海南)有限公司。11月3日，美团注册了“美团袋鼠医生”、“袋鼠家医”、“美团健康”等商标。11月20日，美团主体公司——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申请了两项名为“美团专业药房”的商标。
除了一众新兴企业，老牌企业也早已布局。
据不完全统计，腾讯近年来在大健康产业进行了41笔投资，涉及多个医疗领域。如挂号问诊的微医、好大夫在线，医美平台新氧、更美，医疗AI公司晶泰科技和体素科技等。12月8日，腾讯又领投了糖尿病管理诊断和治疗产品和解决方案微泰医疗。此外，企鹅医生与杏仁医生合并为企鹅杏仁之后，逐渐转型为线下的连锁医疗机构，拥有近107家诊所(截止2020年2月)。
百度虽然在此前裁撤医疗事业部，但百度健康携算法入局，其AI能力不容小觑。而阿里健康早就在港交所上市。
巨头目光的聚焦也让这块蛋糕变得更加诱人。
02 互联网医疗“真香”
能让巨头把目光着眼于此，互联网医疗哪来的吸引力?
“疫情把产业往前推进了至少5年”，微医集团CEO廖杰远评价道。2020年，疫情不仅给互联网医疗带来了机遇，更为重要的是，疫情加速了市场教育的时间。在疫情的影响下，整个市场环境从用户端、服务端到支付端，都发生了十足的变化。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自疫情以来，大众慢慢发现，一些小病可以通过网上解决。据艾瑞数据，疫情期间医疗健康类APP与网页的月度有效使用时间明显增加。
除了用户端的变化，服务端也因疫情的影响而改变——特别是医生和公立医院资源。今年疫情期间，在政策的支持下，此前对于互联网较为保守的公立医院和医生也在加速“上网”。
据BCG联合腾讯发布的《2020数字化医疗洞察报告》显示，疫情前，我国约有170家公立医院可以提供互联网医院服务，疫情后，截至5月，该数据达到了1000+家。同样，疫情后已经有100万+的医生(国内医生总量为200万+)开始通过第三方平台或者互联网医院提供诊疗服务。
除医院和医生资源之外，具体的服务内容也有所改变。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提出要“以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为载体，在卫生健康领域探索推进互联网医疗医保首诊制”。这表明未来在线诊疗的业务范围有望逐步从复诊向首诊扩展。
而在支付端，今年2月份，国家医保局联合卫健委发布了《关于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互联网+”医保服务的指导意见》，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可以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其次是市场前景。
目前，国内的医疗环境存在优质医疗资源短缺、地域分配不均、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2016年，国内有2232家三级医院，数量占比仅为7.7%，但当年三级医院全年接待门诊数量16.3亿人次，占比高达49.8%。这表明公众希望去大医院就医，那些基层的医疗机构则就诊人次较低。
这种现象其实是传统医疗服务体系的困局，可以用「医疗不可能三角」来解释。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William Kissick在著作《医疗的困境：无限需求和有限资源》中提出了传统医疗体系著名的不可能三角，其基本观点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医疗系统很难同时兼顾“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增加医疗服务可及性和降低医疗服务的价格”。
想要达到三者的平衡，只能在体系中引入新的变量。而互联网医疗能够利用互联网、AI技术对传统医疗体系起到补充和优化作用，被认为是解决传统医疗体制难题的重要力量。
在增加医疗服务可及性上，互联网医疗能够凭借自身特性解决医疗存量资源的高效匹配和信息鸿沟问题，使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增加;在降低医疗服务的价格上，互联网医疗的就诊模式降低了时间、空间成本，在提高基础医疗利用率的同时，降低医疗服务成本;在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上，基于互联网医疗的线上预约、在线诊疗、健康管理等服务，从而提升患者的医疗服务质量。
最重要的一点，互联网医疗的市场规模不可忽视。
经过多年的行业纵深发展，互联网+医疗已经全面涉及诊前、诊中、诊后的各大环节，按照“就医”、“购药”、“健康管理”三个环节进行归类，可以把现阶段主要的互联网医疗业态梳理成三类：互联网医院、医药电商及互联网健康管理平台。
其中在港交所上市的阿里健康和京东健康就属于医药电商赛道。
据F&S统计，中国在线零售药房市场于2019年增至人民币1050亿元，并分别有望于2024年及2030年达到人民币4560亿元及人民币12,000亿元，医疗器械、非处方药、营养保健品、处方药分别有望于2030年达到2840/2370/1630/3330亿元。
互联网医疗行业中在线问诊这一需求同样十分普遍。据F&S统计，预计中国在线问诊市场在2019年至2024年将按77.4%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由2019年的人民币90亿元大幅增至2024年的人民币1550亿元，并于2030年到达人民币4070亿元。
对于资本来说，互联网医疗确实是一块极具吸引力的大蛋糕。
03 高光下的困兽
回望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史，政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不管是处方药在线销售管制的放开，还是互联网医疗医保首诊制的探索等等，产业发展的背后都和政策息息相关。但整体上看，互联网医疗尚属于新兴行业，因此不排除后续政策的跟进导致互联网医疗行业遇冷。
此外，这个行业还存在部分法律法规不健全的问题。
例如行业责任承担主体不明确，由于互联网医疗的咨询诊治过程包括多个主体，如患者个人、第三方医疗平台、在平台上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和提供互联网诊治的医疗机构等, 因此在发生发生医疗纠纷时容易出现责任归属问题。
目前我国的侵权责任主要以过错责任为主(即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以其存在过错为前提)，特殊情况下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比如产品责任)。具体到医疗损害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民法典》也延续了此条规定。
由此可见，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因过错造成患者损害的，相关医疗损害责任由其所在的医疗机构承担。但在具体的案件中，难以界定互联网医疗平台是否存在过错。
除了外部的不利因素，互联网医疗平台的隐私问题是用户最关注的一点。
随着大众对隐私的重视程度提高，医疗健康隐私也正在成为公众在意的个人隐私范畴。根据《信息技术安全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医疗健康隐私主要包括生理健康信息、生物识别信息以及性取向、婚姻史等。
互联网医疗平台利用互联网技术向医患提供医疗功能，但在这个过程中，很难不出现个人医疗健康隐私信息泄漏的情况。
更为突出的是，互联网医疗面临着行业门槛高、投入大、回报期长等诸多挑战。以阿里健康为例，持续亏损多年后，直到最近发布的2020年中期业绩报告，阿里健康才实现5年以来的首次盈利。
况且现在的互联网医疗行业发展已久，既有阿里健康、京东健康、平安好医生三巨头抢占头部资源，又有一众老玩家布局细分领域，对于后入局的玩家而言，面临市场空间被挤压的局面。
从目前来看，互联网医疗似乎正在成为下一个社区团购。
在市场体量上，有关数据显示，2020年国内社区团购市场规模可达720亿元，同比增长高达112%，2022年中国社区团购市场规模有望达到千亿元级别。十荟团副董事长刘凯也曾预测社区团购市场规模未来可以做到1万亿。因此单单从体量而言，互联网医疗值得巨头们像对社区团购一样“上心”。
但从的市场环境上分析，和社区团购发展时间短、并未诞生行业巨头相比，互联网医疗早已成为红海。再加上这一行业直接与监管挂钩，因此在未来能否掀起新一轮巨头大战仍是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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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钊 编辑|汉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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